los angeles

　　日前，媒體從北京舉行的“2014大成刑事論壇”上獲悉，最高人民法院有望在年底前出台非法證據排除的司法解釋，“下決心解決非法證據難排除的潛規則”。而此前糾正的一些冤假錯案，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非法證據沒有排除的原因。
　　非法證據排除，作為較為專業的法律用語，越來越為公眾所熟知，應與近年來諸多陳年刑事冤案不斷被曝光、有些已經得到糾正有很大關係。偵查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刑事案件的偵辦過程中，使用非法手段獲取的證據不得在刑事審判中被採納。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以及執行狀況，直接決定了刑事案件偵辦過程中的刑訊逼供等現象能否被真正遏制。最高法行將出台的司法解釋，能否激活本已存在、但鮮有成功案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，有待進一步觀察，但看到並承認“非法證據難排除”這一現實，亦算難能可貴。
　　2010年7月，最高法、最高檢等聯合出台《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》，但在此之後，一直鮮有適用的案例出現，一些試圖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的努力，往往由於訴訟過程中偵控審三方關係的變異、曖昧、以及各方力量對比的不均衡而不了了之。費盡艱辛提起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，一方面由於證據收集的困難，另一方面則是法院對偵查機關的寬縱，常見由偵查機關自己出具一紙“不存在刑訊逼供”的證明就可以被法院支持的情況。這顯然不僅是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困境，亦是整個司法改革進入攻堅期所要面對的大難題。
　　當然，從細節視角出發，逐步擴大法律認定的非法取證的範圍，嚴格非法證據排除的每一項細緻性規定，是能夠盡可能堵上一些以往曾經被濫用的那些理由。但與此同時也必須要看到，立法思路與精神上對非法證據的嚴肅對待、絕對排除，同樣需要配套的大改進。
　　現行刑訴法“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、引誘、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”，但在具體到對非法證據的排除層面，卻對“引誘、欺騙”這兩種非法手段未做明確的規定。按照有關人士的說法，“訊問中很多心理較量，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引誘、欺騙的成分”，但因為難以界定，為了便於偵查，就在事實上容許大量不合規範的偵查行為存在，不對其進行絕對排除，是所謂潛規則至今無法根治的重要原因。而且，諸如此類引誘、欺騙的方法，在實務中往往帶有違反其他刑訴程序的特征，比如長時間不安排律師會見，切斷嫌疑人的信息獲取，同時也剝奪嫌疑人合法的會見權利。
　　不僅如此，現行刑訴法對於非法證據的排除，依然停留在言詞證據的範疇，對於借助非法手段獲取的言詞證據、進而尋找到的其他證據類型，只有在“嚴重影響司法公正”且無法補正的情況下才有排除可能，而在操作中這幾乎事實上就成了根本無法排除，甚至無法啟動排除程序。上述這些，都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無法落地的原因，都容不得忽視。
　　下決心排除非法證據，司法解釋或許越細緻越好，但同時從立法精神層面確立對非法證據的絕對排除，杜絕“毒樹之果”，同樣值得重視。以法治的名義打擊犯罪、保障人權，其行為的合法性必須要能經得起程序、實體的雙重考驗。　　（原標題：[短評]下決心排除非法證據，司法何為）